2017年7月14日

自由的探路者 专制主义的囚徒

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于本周四逝世,享年61岁。刘晓波是一位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曾守在天安门广场,军队逼近之际,救护了现场的抗议者。因为起草并传播一份呼唤民主的宣言,他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沈阳市司法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了刘晓波的死讯。刘晓波就是在沈阳的一家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

中国政府直到6月底才公布刘晓波患有肝癌,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基本医治无望。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刘晓波获得了保外就医。但即便是住进东北一家医院、面临死亡的时候,刘晓波仍被禁言,始终有人看押。他几十年来与这个专制政权的牢笼斗争,临死时仍然是它的囚徒。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直被警方软禁,并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警方不允许她就丈夫的死和迟到的癌症治疗发表言论。

刘晓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开时,刘霞在一段对朋友的简短的影片中这样描述他的情况:「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这段影片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

刘晓波的病况引起了朋友、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国际团体的广泛同情。在他们看来,刘晓波是一名无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导者。他是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38年在监狱医院中死亡的德国和平主义者、纳粹的敌人卡尔·冯·奥西茨基( Carl von Ossietzky )——以来,第一位在国家监控下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人们对他病情的反应说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现居洛杉矶、一名认识刘晓波的前北京文学教授崔卫平说。「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轻人——在听说有癌症晚期患者被关押至死,都相当愤怒。」

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之后。那是一份呼吁民主、法治以及结束审查制度的大胆的请愿书。

一年后,北京一座法院审理了刘晓波的案子,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判刑。判决书引用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批评、戏谑中国政府的文章。面对沉重的判决,刘晓波回以一个对中国未来的警告。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刘晓波在一项为审判而准备的陈述中写道:「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受审当时,刘晓波已是中国最出名的异见者。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变得更加出名。当时他被关在中国东北狱中。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表彰他是「中国人权斗争最突出的象征人物。」

刘晓波无法亲自领奖,在颁奖典礼上,本该属于他的位置摆放着一张空椅子。他为审判而准备、却未被准许宣读的法庭陈述,被人代为朗读,作为他的诺贝尔演讲。

「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肉体上,晓波都与中国及其命运紧紧相连,」刘晓波去世前,澳洲汉学家、他的好友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颂词中这样写道。「到头来,他的言论与行动可能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在一个专制的体制里,在一个1989年以来不过是在残酷与无情之间摆动的体制里,那些言论与行动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

刘晓波对抗争和监禁毫不陌生。1955年12月28日,他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忠于共产党的大学教授,他却一生顽强执拗地与专制主义抗争。

「即使在异见者中间,他也是一名异见者,」刘晓波的友人余杰说道。他曾为刘晓波写过一部传记。余杰现居美国。

他还说道:「刘晓波愿意作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连许多民主运动中的活动人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余杰回忆了大约在1999年,他第一次与刘晓波通电话的情景:「他说,『我已经读过你的书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评了我大约半个小时。」

20世纪80年代,刘晓波在北京作为一个严厉的文学评论家出了名,被人称为「黑马」。知识界的一致顺从让他深恶痛绝,哪怕是以改革的名义。当时,邓小平拒绝进行与经济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渐渐将重心转向政治问题。

1989年,在北京的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改革并结束政党腐败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议者。后来,他将该时间点描述为一个「转折点」——让他结束学术生涯,不可逆转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刘晓波对学生展现了无保留的同情。他最终敦促他们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校园。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共产党领导层将动用武力结束抗议活动;这时,刘晓波和他的三个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广场上一边绝食声援学生,一边劝导他们撤离。

「如果我们没有加入广场上的学生并且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资格发言,」侯德健引述了刘晓波的话。

当军队进来时,在通向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枪弹下和混乱中。但如果没有刘晓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后果可能更加惨重。6月3日夜晚,当坦克、装甲车以及解放军官兵朝天安门方向推进合围时,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也守在广场。

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与逼近的军队协商,要求为留在广场的示威者开放一条安全的通道以便他们撤离,并说服惊慌的学生离开,避免冲突。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成河?」根据刘晓波撰写的有关1989年的回忆录,他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这样说。

「如果他没有在现场,我相信会有人死在广场上。那是他的和平主义行动,」6月3日那晚同刘晓波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友人刘苏里表示。「晓波有一种从未消失的英雄主义情结。」

军方镇压动乱之后不久,刘晓波因支持抗议而被捕,在狱中度过了21个月。他失去了大学讲师的工作、著作被禁,共产党把他贴上煽动民运的「黑手」的标签。他随后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内的美国政府政策的行为也招来鄙视。

但他没有为此屈服。1996年,因为呼吁释放因参与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刘晓波被判处劳教三年。

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但他后来参与了公开发布这份声明之前的准备,并且让它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还在北京挨家挨户地敲门,动员知名人物签字。

这一请愿书一开始吸引了303人签字,其中包括刘晓波动员的许多中国著名作家、学者、律师和卸任官员。截至2009年5月,签字人数已达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顾体制内外的人,」刘晓波的朋友、同样也签署了《零八宪章》的崔卫平说: 「他还把来自不同世代的反对派运动联系起来。我不认为除了刘晓波还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刘晓波和大多数其他签署者对可能受到严惩的风险不以为然。但他的妻子刘霞担心政府会严加报复。在刘晓波的审判陈述中,他感谢刘霞的「无私的爱」。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他写道:「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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