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5日

周海燕:“盛世蝼蚁”悲剧后,媒体能做什么?

20 07年夏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暂驻留。这期间,一起惨剧震惊全港:一位母亲将一双儿女捆绑手脚,自24楼一一推下,而后跳楼自杀。发生惨剧的家庭中,47岁的父亲陈启林罹患鼻咽癌,在医院治疗,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9岁。亲手将他们推出楼外的母亲麦福娣,是领取失业综援仍然生活艰难的内地来港移民,事发时36岁。报导认为,因贫病而致的巨大压力,是让麦福娣做出如此行动的原因。

随之媒体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发现,麦福娣的母亲有精神病史,在怀着麦福娣期间,与前夫离婚,生下的麦福娣则跟随继父姓。麦的童年曾经遭受继父虐待,后回到外婆家长大并与同村香港居民陈启林结婚,生下两个孩子后前往香港与陈定居,但生活贫苦,需要领综援金度日。陈的患病,成为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上这些信息,很容易让人推导出:麦家的惨剧纯属家庭内部问题所致的偶发事件。但令我这个外来客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媒体报导,不仅仅只关注到此一家庭内部的特殊状况,而是更多讨论:类似天水围这样的新市镇社区,如何能够增加更多公共健康资源,如何增加更多社工服务,如何对面临困境的家庭及时施以援手。媒体对现状的调查、对政府的批评与建议、政府的自我检讨,都聚焦于公共议题而非麦家的个体,力求通过社区扶持和社会救助等公共产品,使麦福娣事件中透露出的天水围"悲情城市"状况有所改善。

以此来对比8月24日下午,最终导致一家六口人死亡的甘肃临夏康乐县杨改兰杀子自杀事件,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媒体对杨改兰杀子的讨论,经历了从贫困问题转向杨有无精神疾患的质证,而后再转向杨家家庭纠纷,尤其是老人的" 控制欲 "问题。换言之,讨论的焦点在于归因:是制度问题?还是当事人的个人和家庭因素导致了这起极端事件?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将讨论导向两极:一端是杨家应该为自身的悲剧负责,同时也暗示着外人(包括政府)的无能为力;另一端的论点则认为,长期贫穷和低保(政府提供的最低收入保障)资格被取消,是杨家发生惨剧的主因,从而将责任与政府的不作为相联系。于是毫不意外地,当地政府部门透露的信息,都着力于撇清自身责任,尤其是被视为导火索的"取消杨家低保资格"的责任。政府列出一系列精细计算的收入数字,试图证明杨家不符低保申请标准。

已婚青年女性的自杀,很多时候出自无法获得救助时的绝望。自杀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她们的抗争手段。外人眼里" 特别温柔 "的杨改兰,和以铁斧锤杀四子而后喂灌毒药以求必死的骇人行为,不可避免形成鲜明对比。杨改兰本人是否存在潜在精神疾患这一疑问,成为议论纷纷的难解之谜。

但从目前披露的杨家状况,可以看到,杨的行为无论是否因精神疾患发作所致,都和在艰难境况中赡养2位老人和抚养4个孩子带来的巨大压力密切相关。此外,村民反映,杨的家中老人有很强控制欲。如果情况属实,"控制欲"恐怕也和无人养老送终的恐惧不无关系──老人要牢牢抓住杨改兰夫妇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换言之,公共产品,如低保、养老、医疗、社区扶持乃至信息在乡村的极度匮乏,是酿成这一家庭惨剧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来看,杨改兰的经济状况,虽然和香港领取综援度日的新移民麦福娣不可同日而语,但无人伸出援手的绝望,才是杨改兰、麦福娣们不堪重负最终崩溃的原因所在。

而目前媒体对家庭纠纷细节的讨论,却容易让人忽视对公共政策的检讨,也忽略了由此基点出发,对相关信息的进一步调查和追问。也因此,采写这一新闻可能转向杨家的私领域,而非促进与公共利益相关联的讨论。从目前报导发展的走向来看,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在目前的报导中,尚未获得可信调查质证的必要相关信息,包括以下几点:

一、中央政府对康乐县的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总金额、使用方式如何?其中是否存在挪用、层层扣减等问题?

二、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如何判断谁更贫困?更需要扶助?现有的村民评议的方式,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而致最需要扶助的家庭无法获得帮助?具体到事发村落,究竟有哪些人获得了低保,他们的生活水准相比起杨家如何?

三、在"低保"资格的认定中,人均纯收入的认定是否合理?已经有多位网友指出,按照阿姑山村村主任的说法,杨家全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明显高于2300元的标准。其中,李克英的打工收入按一年200个"工"计算,"至少2万多元",但实际上,打工农民在外时常面临无工可做、拖欠工资等窘境,还需要支付没有工作时的吃住费用,李克英真正能够拿回家的收入,按照杨家的说法,不过六七千元而已。

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关公共议题需要追问。但遗憾的是,目前似乎还没有足够报导,进入到这些比推测杨家家庭纠纷更为重要的议题之中。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学者王春光,在一篇微信文章中说,仅仅是奶奶的强势和抱怨,不至于让杨改兰走上绝路,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村内的社会排斥,与扶贫政策执行中的排斥相互叠加,产生了我们难以想象、体验的压力和绝望。

作为公共事业一部分的中国大众媒体,理应履行自身议程设置的功能,调查极端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检讨救助制度链条的缺失,为改善政策设计和运作方案提供契机。由此看来,媒体对杨改兰事件的报导中,与其着眼于事件归因,不如讨论如何及早辨识这类存在隐患的家庭,及时干预并通过公共政策的细致设计和精细运作,给予他们有效的扶助。



via 奇闻录 http://qiwen.lu/32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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