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6日

一堂法学课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仍旧慢吞吞地说:"这场对话是在当天晚上最黑暗的时间里进行的,仿佛对话者在洞穴里一样,但他们讨论的却是最光明的东西。对话在这里达到了顶峰。"

赵晓力

赵晓力

1.

2003年的秋天,每个星期三中午,我骑自行车从万柳宿舍到北大校园,去赶一堂课。我紧张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先是非典,我们被集体困在北大万柳宿舍。然后因为一场感冒,我被关在北大西南角一个招待所的小标间,整日思考生命的长短。随后,新的学期到来。我们很快遗忘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在非典期间被停滞的现实生活,迅速回到我们身上。一度闲来无事进行的读书和思考–也将迅速被毕业和找工作所代替。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我随意挑选了几堂课,为了拿到足够的学分。那时,赵晓力的职称是讲师,他讲《西方法律思想史》。

朱苏力

朱苏力

在法学院,最惹人注意的明星老师是朱苏力和贺卫方。几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更多的同学选择更实用的科目,他们总是提前为律师职业做好尽可能多的准备。赵晓力不太出名。有关他的传说,仅限于法学院"四大才子"之一。

每周两节课,安排在周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时段。我总是在家园食堂吃完午饭,早早来到三教,随便找个教室趴着睡觉。快到两点时,我走下楼梯,穿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爬到四教二楼。这是一座更阴森的教学楼,走廊朝北,看不见阳光。偶尔,我会看到赵晓力站在走廊上抽烟。

他个子矮小,但因为微胖的身材,整个人倒显得稳重。不爱说话,不像其他一些老师在课前风趣地和学生谈笑风生。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严肃得过了头,同现实生活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抽烟时,他盯着窗外,像在思考,但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贺卫方

贺卫方

我也没想到,这堂课的"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我以前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当我的同学听说此事时,他们都睁着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后以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我也许根本读不进去,中途开溜;或者,我坚持一学期,但是期末考试很危险。

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试图拉开和老师的距离,喜欢往后靠。赵晓力说话声音不大,很少抑扬顿挫,平心静气的。有时候觉得他仿佛只是在对一个人讲话,可能是你,或者我。轻言细语,内容却严肃得要命。他从书本上偶一抬头的瞬间,眼光犀利地瞟过教室,然后似乎了然于胸地继续读书。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地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地快速翻书。

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地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突然,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2.

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六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年,他正式在法学院执教。距离他高考,刚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学念的法律本科,那是1989年,划时代的一年。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20世纪80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在未名湖,他看见校卫队穿着老式的警察制服,骑着三轮摩托车狂奔,真是不可思议,那是在南京永远见不到的。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举办了十四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这当然和20世纪80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地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李猛

李猛

那时,苏力还不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有一次,赵晓力要借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图书馆的书被借走了。在借书卡上,他看见了李猛的名字和学号,找到社会学系的四十六楼宿舍。后来,他们和其他朋友组成了另外一个读福柯的小组。

有段时间,李猛去了香港三个月。那时他们正在一起读德里兹的《福柯》。那三个月,剩下的人感到很艰难。赵晓力说,从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上面,我们都比不了他。碰到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只有面面相觑。

这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

2005年,赵晓力在一篇《无形的学院》的文章中回忆读书小组。他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

"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他最后说。

3.

天气好的时候,周三下午总是有阳光射进教室。朝南的那两排座位,随着季节变换,占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秋天读到了冬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赵晓力一行一行地朗读。有时候累了,就让学生主动举手来读。

在北大未名BBS上,我看到一个学生发的帖子。她回忆赵晓力讲他喜欢的张五常、科斯和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国的同学在校友录上留言说,看见赵晓力在街上走。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他背着法学院发的黑包,低着头,步伐坚定地走在通向北大西门的那条路上。和他打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点非点地动一下头。"

那是2002年,赵晓力在北大已经当了三年的老师。在给零二级大一新生上法学原理课时,赵晓力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但那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书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但赵晓力最初做老师时,也没想到采取这种教育方式。有一次,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向他咨询,毕业后应该做什么,考研?出国?还是当律师?这让他很惊诧,好像来上大学,是为了尽快离开。在这个学生的人生规划里,无论哪一条出路,都不用读太多书。读书并不在大学四年的计划之内。"我是知道读书的好处的,所以我不想教给他们那些很快就能学到,或者必将能够知道的东西。"课堂,本来就很宝贵。

那一年的期末,赵晓力出了一道考试题:"如果让你选择,你希望生活在谁的世界里,温斯顿(《1984》)、K(《审判》),还是默尔索(《局外人》)?"

考试结果很有趣。大部分留学生愿意做K,而大陆的学生更多选择了默尔索。赵晓力猜测,外国人大概觉得K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恐怕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卡夫卡的《审判》。

"当然,选择默尔索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选择的理由。有些理由显示了非常高的理解能力;有些理由则暴露了心灵中惊人的荒芜与贫乏;还有一些,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猜想我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我反复强调并没有标准答案。"赵晓力说。

"有同学抱怨自己说了真实的想法,但是分数却非常低?"一个学生问他。

"那当然,考试显然不同于忏悔。"

赵晓力对考试的评分曾引起争议。我听过最离谱的流言是,他要么给你一百分,要么给你零分。但其实,赵晓力每次都是先把所有的试卷看一遍,选出最优秀的一份,给一百分,其他人参照这个学生依次评分。他认为大学里的分数应该讲究分配正义。

而那些拿一百分的学生,才被认为是他真正的学生。他们是这堂课的精英,而赵晓力很可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其实只是讲给他们几个人听。"孔子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给他一个人听。"

大学是精英教育,而北大更甚。从建校起,这所学校就有浓厚的精英文化氛围。赵晓力总是假定学生有差别,他只给最好的学生讲,然后他们将成为标杆,进而辐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数人,你就可以抓住所有。

但赵晓力并没有将这种精英教育持续得更久。整个中国都在迅速地变化。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变,思想在变,而北大也在变化。2004年,他调去了清华大学。

4.

在《理想国》,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他先花了五卷的篇幅,来构建出一个理想国的组织。由此,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是,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柏拉图开始给"哲学家"下定义。

已经进入深秋。我越来越习惯每个星期三下午的时光,像躲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教室已经偏冷。我们朗读着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有时觉得那个虚拟的乌托邦是如此荒诞,像这堂课。每当走出教室,迎来快要落下的夕阳,回到现实反倒不知所措。

教室里总有一两个学生,可以站起来和赵晓力讨论某个段落、某个句子。他们也偶尔会站起来朗读。和赵晓力一样,学生的朗读似乎也没有激情。平静,舒缓。但那些句子真有一种魔力,在以前的任何课堂任何空间,我从来没这么仔细地去阅读一本书。

第七卷开始,我们来到了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把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被锁着。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都是通过火光投射到墙上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

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阳光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并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欺骗。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身边,把真理告诉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那也是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

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完这个比喻。赵晓力一边听,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这个洞穴,只是几个线条。我把这幅简单的图案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我自己的书上。如同柏拉图所说,我好像仍是一个被捆绑的囚犯,以为看到的都是真实。但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着真知灼见的老师,也许还需要一批渴望真知并且善于思考的学生。

当然,我仍然为这堂课欣喜不已,尽管我并不清楚自己从中获益多少。但它像打开了一扇门。就在这个偏僻、冷清、没有喧哗和掌声的教室,我第一次明白,大学应该如何教育。

但这是2003年。课堂和教室之外,赵晓力平静的叙述之外,北大整个学校正在掀起一轮有关大学教育的改革争论。我们很快将从理想国回到现实。

北大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还有一个是无形的、非正式的。赵晓力说,"在北大,大约有20%的老师是混子,但也还有大约20%的老师是无形的财富。他们可能不写文章,教学也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无书不读,极有才华。他们不需要社会和学校的承认,只要自己承认自己。"但北大第一次推出的改革方案,把这40%都给去掉了。"如果这样,北大将沦为平庸。"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学校找青年教师座谈。赵晓力在会上跳出来了,他觉得不可忍受。他问设计方案的经济学家:"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

但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课堂上,我们继续阅读理想国。当初冬到来时,我们开始阅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赵晓力几乎从不把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一切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第二年,我毕业离开学校。听说赵晓力去了清华,而原因–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原因——据称是因为职称问题。

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投在墙上的影子。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仍旧慢吞吞地说:"这场对话是在当天晚上最黑暗的时间里进行的,仿佛对话者在洞穴里一样,但他们讨论的却是最光明的东西。对话在这里达到了顶峰。"随后,他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后又回到了洞穴?

5.

我再次见到赵晓力,是2008年初的寒冬。他的办公室在清华明理楼的顶层,房间不大,但是单独一间。一台电脑,一个办公桌,沿墙一排书架。他仍是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

在北大的那堂课已经过去四年,但这才是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对话。2005年,我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打电话采访他,只言片语几分钟就说完了。电话里传来小孩的哭声,那时我才知道他结婚了。这次,我们坐在烟雾里,聊了五个小时,忘了午饭。和课堂相比,赵晓力在办公室滔滔不绝,与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天壤之别。

那场关于北大改革的争论,刺激了赵晓力的出走,同时也让他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大学和教育。而在此之前,在我们的课堂上,他觉得自己对学生没有义务感–他只对那2.4%的和他类似的学生负有义务。

但在清华,赵晓力遇到了执教以来最失败的一堂课。他没有找到那2.4%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所有学生毫无反应。"你不知道他们听进去没有,或者有没有在听?"他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那一年我非常沮丧。"到这堂课的期末考试时,他到考场时迟到了,因此得了一个处分,沮丧到了极点。

赵晓力意识到,学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老师的,总是潜意识认为底下的学生和自己当初一样,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直至现在,学生一直在变,老师的教育方式却几乎从未改变。他们很难去想象现在的学生到底在想什么,反过来,每当学生偶尔问及赵晓力的学生生活时,他总说,和你说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法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总是差距很大。

中国的大学正在进入民主化。扩招,继而是20%的适龄人口升学率。但学费昂贵,导致大学招考的基数在减少。一增,一减,"今天的大学生已经沦为平庸。"当然,也有少数有天分的学生,但那并不是因为教育所致,天分使然。在经历了北大改革、清华失败的一堂课之后,赵晓力开始认真反思教育。他作出了"大学民主化"这个判断,然后开始尝试在教育方式上进行改变。

"我们不能再依赖所谓的启发式教学。就像北大那堂课,教和学是脱节的,你希望他去图书馆,自我学习。精英教育就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大众教育。"

"那现在怎么上课?"我问他。

"如果学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现在讲课,针对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因为最好的那部分学生,2.4%,很可能已经没有了。"

在那堂失败的法学课,赵晓力等了一个学期,也没有等到一个标杆式的学生冒出来。在第二年,他开始转变教育方式,重点强调课堂,对课程进行流程化管理–倒有点像清华擅长的工科教育模式。教和学,必须同时在课堂完成。书仍是要读的,但他开始在课堂上布置作业。

我无法想象像读机械工程课本一样,去读《理想国》。什么时候具体读哪一卷,在开学之初就已经定下。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我想起赵晓力以前在课堂上那一瞥犀利的眼神,那是一种探寻。如果其中两三个学生理解得快,他就讲得快。现在,他得按照事先定好的课程设置,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这当然并非清华和北大之间的区别。有许多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大学教育,但却很少有人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两年,甘阳在清华试验了两个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赵晓力是助教。在北大时,他其实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但在清华,一旦接受这种现实,就得努力去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实践。

我们在烟雾弥漫的小办公室聊到下午两点。这仍是一个令他很激动的话题。有时,我不免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平庸"这现实。我也大约能看出,相对于北大时期,现在的赵晓力更接近"老师"的身份和状态。但我总希望,他应该是"导师"–至少,对于那2.4%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

6.

时隔四年之后,我再次坐到了赵晓力的课堂上。我从国贸坐地铁,到了五道口,步行至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有点像怀旧,背包里仍装着《理想国》,自从毕业后我再没翻过它。

课是下午三点,在三楼,一间敞亮的大教室。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这是给大四学生开设的,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赵晓力负责讲后半学期,他安排阅读两本书,《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那天是这学期最后一堂课。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来。我旁边一位女生一直在看一本《财经》杂志,许多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前面两排座位,仍然是空着的。赵晓力穿着深蓝色毛衣和灰色夹克,仍是平头,但精神很多。讲台很宽敞,讲桌底下还藏着电脑,黑板上有大屏幕拉下来。相比而言,四年前的北大四教,像手工业,过时,却珍稀和昂贵。

课一开始,赵晓力就让一个学生到讲台做报告,可能是上堂课布置的作业。那是一个挺内向的学生,但赵晓力曾对我说,他现在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要被叫到一次。

学生的声音不大,赵晓力说话仿佛更严厉了一些。教室有了回音,或许是空间太大。整堂课,我们都没有再一行一行朗读文本。坐我身旁的一个学生甚至没有托克维尔的原著,我们共用着一本书。

大部分时间,底下鸦雀无声。偶尔传来电脑打字的声音,提醒我这是2008年。像四年前一样,我随着赵晓力平缓的声调,开始缓慢进入一个遥远的世界。当时是柏拉图,现在是托克维尔。仍然有一种魔力。几百米之遥的清华东门,是Google 公司和IT人士聚集地。你会觉得那一切越来越远。直到下课铃声久违地响了起来。

这是两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赵晓力走出教室,我追出去却没看见他的身影。几分钟后,在楼道的男厕所,我碰见他站在窗口前抽烟。走廊禁止吸烟。他仍望着窗外,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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