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

被煤炭改变的陕北人生

榆林,陕北高原西北部的一片凹地。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覆盖。但让这个贫瘠的地区闻名于全中国的,是它地下丰富的煤藏,其藏量占据整个中国煤储量的五分之一。1个榆林,相当于50个大同,100个抚顺。但这不是一个煤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财富的故事。隐藏在煤炭和财富之下的,是榆林中学高中九三级五班一个班级成员命运的骤然转变。

农村出身的孩子变身煤老板一夜暴富;城市子弟重回此地,寻找新的发财机会;文艺女青年为摆脱贫困的境遇,嫁给煤炭业主;离开这里的,因为家乡的改变再也不愿回来。被诅咒过的土地冒出金子,模糊了农村与城市的边界,欲望驱使他们朝向不同,财富成为划分阶层的首要标准。正是煤,助燃了陕北新的人生。

本文原刊于《GQ智族》2010年4月号,作者谢丁

小煤矿主,大北京

杨红波也许有点愤怒。他不愿意对此做任何解释。颐和园内旅游纪念品摊位上的一串佛珠,在他随便拿起看一眼时,那个小佛头突然掉到地上再也找不到了。老板开价1000元。他一句话没说,掏了钱。

那是2009年夏天,杨红波和他10岁的儿子到北京旅游。他穿着白色短袖 T 恤,肥大的牛仔裤,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留影:双手叉腰,有点浮肿虚胖的圆脑袋,刚好遮住了城楼上的毛泽东头像。

在榆林,可没有哪个小老板敢如此对待杨红波。他是那里最有名的会计之一(擅长那些普通会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他还是数不清的小煤矿和焦炭厂的股东。简言之,他也是个煤老板。不用干任何事,他每年都可以拿到不菲分红。他的财产是个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少一点。但即便是那些资产过亿的煤老板,也会给杨红波一些尊重。

但一旦离开陕北,杨红波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愤怒。他可不是那种随便就给人钱的煤老板。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对我说,"即使你是他的亲戚,要想从他手中抠一个子儿出来也很难。"我们在西安一次饭局上聊到杨红波,在座都是他的高中同学,榆林中学高九三级五班。他是班上唯一的煤老板,如今最有钱的人。但没有人对他的高中生活有什么印象——事实上,除了知道他有钱,许多同学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在北京,杨红波碰到的第一个骗子,是公园门口的书法家。那人宣称可以将名字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杨红波给了他几个家人的名字。书法家在一张白纸上,用这些名字串写出一个巨大的"家"字。那张白纸,收了他3880元。

杨红波把这幅裱好的书法,挂在神木县家中的墙上,后来又挪到西安的大房子。但他把佛珠留在了神木,就在卧室的床头柜上。当我去他家时,他把这串佛珠递给我看。

"也许它是上等的紫檀木。"我说。

"哎呀!假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买?"

他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因为我找不到掉在地上的小佛头了。"

土地上捡到金子

在高中同学眼中,杨红波如今仍是一个土气的人。他38岁,看起来远比传闻中的那个胖子要瘦一些。黑色的长大衣刚好遮住了大肚子,肚子上面是一件褐色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只要一伸手,就露出一只金色的浪琴手表。但这些都无法掩饰,甚至加剧了他留给同学们的固定印象:他是一个暴发户。

很少有人知道杨红波到底如何一夜暴富。许多高中同学是直到最近才发现,他们中间出了一个有钱人——按照这里的一贯逻辑,他们认为杨红波和大多数煤老板一样,是突然在土地上捡到了金子。

36岁的刘彦飞高中毕业就到了西安,再也没回到榆林工作。凭借个人对美术的兴趣以及创意上的天赋,他在西安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当来自南京的妻子第一次跟他回榆林时,她父母担心地问:"陕北是不是还家家住窑洞,后院拴头毛驴?"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像大多数高中同学一样,刘彦飞正在西安努力打造自己的事业。他认为回到榆林工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发财的机会。

但现在,刘彦飞把生意做回了榆林。2009年,他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榆林。当他开着车载我在市区瞎逛时,他指着世纪广场上一栋楼房上的两个灯箱大字说:"那是我设计的。"陕北的煤老板正在想方设法扩大他们的出路。开工厂、进入房地产,或者扩大已有规模,而这些都需要企业品牌的整合设计和推广。刘彦飞擅长这个。现在发财的机会太多了。

在榆林,刘彦飞也有更多的机会和高中同学碰面。他们所在的榆林中学高九三级五班,在当年曾风云一时。这个集合了众多怪才和思维跳跃的文科班,是老师们最头痛的一帮家伙。他们自己用毛笔在教室前写着"天生我材必有用",与此对应,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是"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时候,刘彦飞相信,这个有着64名学生的教室里,在未来可能出现书法家、画家、作家。

榆林中学是陕北最有名的中学之一。在因煤而富之前,教育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捷径。

榆林中学是陕北最有名的中学之一。在因煤而富之前,教育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捷径。

这所拥有100年历史的中学,是榆林地区最好的中学。而从高九三级五班毕业后最出名的人,却可能是杨红波。在以金钱来考量声名的时代,那些文艺青年过早地被淘汰了。"我甚至记不起杨红波在高中干过什么。"刘彦飞回忆说。

但每当同学们聚在一起喝酒,总会偶尔谈到杨红波。他到底有多少钱?——说实话谁也搞不清楚。而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尽管非常有钱,但杨红波仍然显得很抠门。他把钱看得很紧,就算是面对他那些并不富有的亲戚,他也是一个称职的会计——付出和回报必须对等。"如果你找我要钱,我可以给。"他说,"但是,你得尊重我。"

杨红波谨慎地处理亲戚朋友和金钱之间的关系。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前来认亲, 求他帮忙。"我没答应她。"杨红波气愤地说,"她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认我这个弟弟?"如果是那些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他会尽力并且理性地解决。但次数多了,可不好。"他们什么都想要。"他停了一会儿,说, "我又不欠他们。"

"农村派" 与 "城里的"

1993年,杨红波是榆林中学高九三级五班最精明的学生之一。他可能是那个年代唯一把生意做到高中宿舍的学生。晚自习后,他在宿舍门口摆上一个箱子,卖的是他从老家镇川批发过来的蜡烛。他很清楚周围的同学需要什么。凡是住在宿舍的,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而农村学生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就是考上大学脱离农村,这需要比其他人付出多一倍的努力——点上蜡烛继续用功。

但杨红波成绩一般,长相一般,才华一般。他又是这个天才文科班中最平凡的同学之一。更何况,教室里还存在一种无形的界限,将所有人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凡是家在榆林城里的孩子,都不屑于和农村同学一起玩。他们喜欢打台球,写书法,陶醉于篆刻和文学世界中。而农村来的孩子是沉默的一派,他们大多因为家境贫困,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每当下课铃响,那些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仍然盯着书本的人必然是"农村派"。

刘彦飞是"城里派"最活跃的学生,他已经无法记起所有高中同学的名字。但杨红波记得。当我们谈起高中生活,有时会忽然提到某个人的名字。这时,他总是非常准确地,在第一时间告诉我那个人的身份——"他是城里的","她也是城里的","他们从不和我玩"。

杨红波出生在榆林市区南边65公里之外的镇川镇。父亲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年轻时跟随杨红波的爷爷去延安讨生活,并顺利进入延安的油田工作,之后进入大庆油田。一场意外的大火将杨红波父亲的下巴和手臂烧伤,他被迫回到镇川。

尽管来自农村,但因为母亲在镇川开了一家服装店,杨红波总能穿到整个陕北地区最时髦的衣服。他的高中照片,像一场上世纪90年代初的服装秀:他穿一件鲜黄色的丝质衬衫,扎进一条全白色的裤子,裤子又扎在斜杠花纹的袜子里,脚下是一双红色回力鞋。蓬松的头发是专门烫过的,袖子挽得很高。他和另外两个打扮类似的同学,分别倚在公园的三棵大树下。透过厚厚的茶色眼镜,杨红波散发着同辈人少见的颓废迷茫。

杨红波比其他农村同学更清晰地意识到:遥不可及的大学,去城市工作——未来也许真的就是一场梦。那种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在平淡的成绩和农村背景面前,显得羸弱无力。对杨红波而言,还有一件更苦恼的事情。在"农村派"和"城市派"这两个世界中,他没有选择,只能生活在其中一个。

把握生活的"度"

高中毕业那年,杨红波准备去西安开辟新生活。因为残疾的父亲准备把家搬到西安,国家提供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给他们。讽刺的是,他这个"农村派",却第一个拿到了西安户口。

在西安财贸学校,杨红波平淡地度过了两年。他很少和其他同学联系,迅速交了一个女友,然后分手。毕业后,他打算在西安从头干起。尽管那时有许多高中同学都在西安,但大多都是"城市派"。杨红波和他们之间,都不清楚对方在干什么。他第一份工作,是帮人搬运饮料瓶子。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没过多久,他做起了推销。

1995年,高中同学赵云霞重新和他联系上了。她是神木县的一个农村女孩,但家境不错,父亲在乡镇颇有威望。她毕业后迅速找了关系进入神木县的一家电厂。那年秋天,她被派到西安培训。这个在高中就常和杨红波嬉闹的女孩,决定和他正式谈恋爱。

一年后,他们决定结婚。但杨红波想找靠山的念头很快被击碎,双方家庭都反对这门婚事。由于父亲扣住西安的户口本,杨红波只好花160元在神木买了一个农村户口。他兜了一个圈,又回到农村。1996年的最后一天,他们在乡政府登记结婚。没有其他人陪同,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任何酒席和客人,也没有新房。新婚的第二天,他们收到了唯一一份结婚礼物,杨红波还在念中学的弟弟送来了两本相册。在扉页,弟弟青涩地写道:"面对现实发现爱的真谛,把握生活的'度'"。

生活的"度"却远比之前考虑的更残酷。没有任何经济支援,杨红波迫不得已在赵云霞单位附近找了一家电石厂。他的工作是每隔几分钟,就把长长的铁钩伸进冶炼炉中掏一掏。冬天的时候很冷,无法遮风,他得穿上很厚的衣服,站在外面8个小时。夏天时很热,火炉就是一个巨大的太阳,但他也要穿很厚的衣服,否则皮肤容易被烤坏。每天晚上下班后,他步行十分钟去赵云霞的宿舍——如果恰好其他人回家了,那里就是他们的新房。

杨红波在锅炉面前工作了三年。他每个月都在期待调入办公室。他是这里唯一的大学生,却干着最苦的工作,一个月挣500元。"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后来对我说,"我经常为调入办公室请客送礼。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明白,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去找人办事。"他把一袋礼品放在领导办公桌上,"我可以在办公室工作吗?"几天后,他如愿以偿进了财务室。

陕北起来了

榆林被一块巨大的沙漠包围。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城市在外界以"治沙"闻名,被称为"沙漠中的江南小镇"。在刘彦飞的回忆中,榆林的城墙内到处是四合院,还有人弹唱江南小调。但在其他陕西人眼中,这片土地是被诅咒过的,没有谁愿意在那里生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这里发现了国内最大的煤田。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新闻,说"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简陋的矿井,但他们用煤炭砌墙,修猪圈,最高的价值利用也许就是在冬天用来取暖。一吨煤5元钱,谁要谁就拿走吧。但到了2003年,你想要,已经不可能了。

暴富之后的神木,正在搭建更快捷的交通设施。但高速公路底下的这些废弃煤矿,土地已死去。

暴富之后的神木,正在搭建更快捷的交通设施。但高速公路底下的这些废弃煤矿,土地已死去。

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现在这样,对能源有着疯狂的需求。榆林地区的煤最高时可以卖到700元一吨,而且还占据整个中国煤储量的五分之一。1个榆林,相当于50个大同,100个抚顺。这片4万多平方公里的沙漠下,有一半的面积都是煤炭。"你见过这么可爱的沙漠吗?"刘彦飞对我说,"高中时,我们常去那里玩。"

几年来,榆林一直保持着人均 GDP 的高速增长。"陕北现在的样子,就像海湾国家,像南美洲。它们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曾昭宁说,他是西安石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陕北起来了,但一个地区靠单一资源能支撑多久?"

但没有多少榆林人对此感到担心。在神木县,我和杨红波开车经过城外的窟野河。那条河流曾经是这里的生命线,但如今几乎已经断流。煤炭的挖掘让许多村子整个整个陷下去,人们不得不整体搬迁。地下水被污染,政府必须花大钱从其他地方引水进来。当我们谈论起这一切时,杨红波神态自若,像在谈另外一个地方。

那天晚上,刘彦飞给杨红波打电话,说在榆林有一场小型的同学聚会。杨红波换上一套崭新的西装,因为那天他必须先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说必须礼服出席)。他不停解释,虽然这套西装很昂贵,但他并不喜欢穿,领口太紧了。那套西服的确很耀眼,黑色面料上那些细小的金丝线,在灯光下几乎把杨红波变成另外一个人。酒桌上的其他人都穿着很普通的黑色外套,除了杨红波,刘彦飞自己也独树一帜,他全身都是阿迪达斯。在一一介绍完毕后,像往常一样,杨红波在我耳边加了一句:"他们都是城里的","他们以前从来不和我玩。"

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但他们准备都开车回去,呼着酒气说没事没事。杨红波开一辆黑色的奥迪。夜晚的榆林,如同它宣称的众多口号——"塞上小香港"、"中国的科威特",你看不出这个城市的外面是沙漠,而地下是煤。夜色将白天那些苍白丑陋的建筑都遮盖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光下,车窗外闪过:酒店,餐厅,酒店,餐厅,酒店。

我们住在市中心的一个三星级大酒店。推开窗,街道对面是杨红波正准备开业的新酒店。他已经开始试图为自己寻找另外的出路。那是一栋外表简陋,没有过多装饰的建筑。房顶上,立着刘彦飞给酒店取的新名字:"如约"。

"我要摆脱那些苦难"

1993年,"如约"酒店现在所处的位置,还是一片农田。榆林中学高九三级五班的团支部书记阎海燕,每天都要沿着这些农田,在学校和她城南外的家之间跑六趟。平常人1个小时的路程,她只需30分钟。每天,她要花3个小时在路上。没那么急迫的时候,她总是边走边看书。

班上的文学青年太多了,阎海燕谨慎地把自己排除在作家梦之外。高三那年,陕北最有名的作家路遥去世。但对她而言,路遥一点都不重要。那些西方名著对阎海燕更有吸引力。欧亨利、莫泊桑、卢梭的《忏悔录》,她最热爱的诗人是泰戈尔。而路遥笔下的黄土地,"是一个又一个苦难的代表"。她不喜欢路遥的《人生》,也不喜欢信天游,她排斥这个土里土气的贫穷落后地区的一切。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之间,阎海燕坚决地砌了一道墙。"多少年来我做的一切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她说话时带着独特的文学腔,"我要摆脱那些苦难。"

她常常在课余时间或寒暑假,到街上的餐馆打工,站在那里包上一天的饺子。最穷的时候,她卖掉自己的毛巾和袜子。相对于城里的孩子,阎海燕太过严肃,对生活太紧张。7月高考前夕,高九三级五班按照惯例,在榆林中学的教学楼前留下一张合影。阎海燕站在倒数第二排最中间的位置。她穿着红色毛衣和黄色外套,短发留到肩部,刘海儿遮住了前额。她的右手紧紧抓住旁边的女同学,忧心忡忡。那年她没考上大学,去了咸阳附近的一所中专。

无论何时她都想着快点挣钱,毕业对她来说迫不及待。1995年,她回到榆林,像那个年代的许多毕业生一样,她耐心等待政府给安排工作。这段时间,阎海燕在好几个地方兼职打工。白天,她替一个家政服务公司讨债,如果讨回一万元,她可以拿到200元。晚上,她在榆林刚刚兴起的歌舞厅当服务员。

"老板逼我陪顾客跳舞。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拒绝,但有那么两三次,我也就陪人家跳了。但我一直想着,在那种环境下更加检验了我自己,验证了我自己,不管怎么样的恶劣环境,我发现我都能保持自己的纯洁。"她像背诵一段文学告白,对我说,"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我自己。我从不被金钱所驱使。"

但是她的确很需要钱。那年年底,一个叫王文斌的男人回到榆林找老婆。同学把阎海燕的名字和地址写在王文斌的手掌上。他很快跑到家政服务公司找她。他们选了一家餐馆坐下来。阎海燕说她当时举杯头重,难以下咽,因为她觉得自己快成为一个包袱,工作和家境都难以为继。王文斌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你需要帮助的话,尽管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1996年春节前夕,他们结婚了。有很长一段时间,王文斌待业没工作,乱七八糟干一些零碎的活儿。三年后,王文斌决定买一个推土机,租给一些建筑工地。从1999年开始,这个推土机从一台,变成两台,然后是20多万元的装载机,到2004年,他们已经可以购买70多万的挖掘机。

挖掘机供不应求,因为煤炭的价格一路飙升。从这里挖出的煤炭,每天通过大卡车发往全国各地。这个城市突然变得有钱了。当政府决定好好规划一下新城建设和开发区时,王文斌的压路机又开始供不应求。雪球越滚越大,阎海燕发现自己终于不用担心那点经济状况了。她居住的这个城市如今像气球一样在膨胀,而她的丈夫,是那群创造奇迹的人群中的一个。

出来的都不想回去

榆林中学高九三级五班走得最远的同学叫谢妮。她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但如今正在清华大学念博士。

谢妮幽静的办公室内堆满了书。她打扮入时,说一口标准普通话。她对高中生活知之甚少。因为她早恋的男朋友,禁止她和大多数男生说话。尽管如此,她还是能分辨出班上80%的同学都是农村来的。"他们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群体。"她说。谢妮的父母在榆林地区行政专署工作。她没有谈到任何关于杨红波的高中生活。

像大多数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样,谢妮通过自费前往西安上学。她在西北工业大学囫囵吞枣地继续和高中男朋友谈了两年恋爱。他是刘彦飞的铁哥们儿,他们一起从西安体育学院肄业,一起进入广告公司,但他后来决定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榆林。而谢妮决定留在西安学习外语。她的父母曾希望她回榆林考取公务员。"可是我不想依靠父母,也不想回榆林。"她说,"我们出来的都不想回去,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此时的榆林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谢妮每一次回家,都觉得变化很大。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我不是说从身体上回去,是内心深处。"她对我说,"因为有时候回去和那些中学同学见面,听他们聊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融入到他们那个话语世界。他们说的笑话你听不明白。你觉得你像个傻子。"

"傻子?"

"大家的世界已经完全分化了。他们有他们的,我有我的。"她接着说,"如果我去他们的世界,我就像个怪物。"

"那你还会回去吗?"我问。

"会。我喜欢那里。每次想起榆林,就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她说,"我们小时候走的街道,其实是很悠长的小巷,一到下雨的时候,从房檐上掉下来的那个雨滴的声音让你想起来总是很诗意。"但现在,谢妮已不可能在榆林找到这种感觉。

金碧辉煌

2003年,杨红波夫妇买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尽管为此背上了9万块钱的债务,但他们终于从前几年租赁的一个小窑洞搬了出来。神木县在这一年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一个十年前给村子的集资煤矿投入5万元的老头,突然拿到了600万元的分红。他不敢相信银行存折上的数字,把所有钱都取出来看一眼,然后再存回去。这个故事在后来成为神木县的暴富标志。杨红波终于决定在那年辞职。

遍布神木县的大小煤矿,都需要会计,而且必须是一个很精明,能带来更多钱的会计。在煤老板眼中,杨红波为人低调稳重,业务熟练,是个值得信赖的家伙。起初,他刚开始为那些煤老板做账时,必须亲自跑到煤矿工地上。办公室是一排黑暗的小平房。他大约一周去一次,抱走所有单据资料,回到家里做好账,再送回煤矿。

"工资你随便给,多少无所谓。大家都是朋友。"他对所有让他做账的煤老板说,"但你可以给我一些入股的机会。"

"但实际上这句话是虚的,那都是场面话。"他后来对我说,"你不可能不给我钱啊,主管财务的地位很高的,老总之下就是我。"

有一些煤老板没有听懂杨红波的暗示,他们果真只给很少的钱。碰到这样的老板,杨红波宁愿一分钱不收,但此后你别想再找他工作。但另外一些煤老板慢慢成了杨红波的朋友。利用会计的身份,他很容易从银行拿到一笔小额贷款,买下一些小煤矿的股份。

他在这一行建立了有品质的名声,并远远超出一名会计的身份。逐渐地,他不再亲自跑到煤矿工地的黑暗小平房去。有人会把账目送到家里来。2004年,杨红波还清了所有负债,并且惊喜地发现居然还余下十几万元。有一次,他一下子分红20万元。他花掉其中17万,买了一辆索纳塔。

到了2005年,杨红波对这一切开始习以为常。像所有这个地方的有钱人一样,他们开始疯狂地买房。首先是神木县的第二套房子,第三套。然后是榆林、西安的第一套,第二套。

越来越多的陕北人也开始找刘彦飞帮忙装修房子。有一次,一个女性朋友带他们到她新买的房子。她想先看一下装修效果图。刘彦飞问她想要什么效果。

"你给我装修房子,我只要四个字。"那个年轻的女子沿着房子转了一圈,停下来,用陕北方言一字一顿地说,"金碧辉煌。"

"我要的只不过是尊重"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沿着神木县城的开发区,往山沟深处走。20公里外,有两座规模庞大的焦炭厂,杨红波是那里的财务总监,他一共拥有大约20%的股份。几年前,他还不敢随便带人参观这些地方,因为违法开采和环境污染随处可见。现在,国营的陕西煤化购并了大部分私人煤矿。"很正规。我们厂现在非常干净。"他欢迎我们前去拍照。

一周前,杨红波刚从西安回到神木。他一个人,不带老婆和孩子,住在多年前他购买的第一套房子。每天晚上,他都要在沙发上看完午夜场的《神探狄仁杰》才去睡觉,凌晨3点上床,6点半又起床。上午是杨红波最忙的时候。他在五洲大酒店霸占了两层楼的标准间,用做临时办公室。他是这两层楼的总指挥。每个房间都挤满了年轻的会计,单据和报表铺在床上和脏黑的地毯上,屋子弥漫着烟味和年底清算的紧张空气。他接了3个煤老板的财务账,算下来这半个月他可以赚到十几万元。

"做会计赚来的都是零花钱。"他开着黑色奥迪车在运煤大卡车之间穿来穿去,无论何时,我们的话题最后都会回到钱上,"一年也就一两百万。"

"你觉得够了吗?"

他双手握着方向盘,盯着前方黑色的公路,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我现在生活挺舒服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回家住,就回家,不想,就去宾馆。至少目前为止,消费不受限制。"

"那够了,是吧。"我决定结束关于钱的话题。

有一阵子我们谁都没说话。车窗外闪过一个一个露天煤矿,它们看起来像随便丢在路边的垃圾。黑色笼罩着窗外的一切,空气中弥漫着烟尘。当我们最终抵达焦炭厂时,已是傍晚时分。大门口的保安向他恭敬地打了一声招呼,他连车窗都没摇下,直接将车开进厂区。杨红波转过头来。

"你知道吗?"他安静地说,"这么多年,我要的只不过是尊重。"

落日照在他没有棱角的脸上。他身后巨大的黑色焦炭区,被阳光染上一道温和的金边。摄影师说,"这个背景不错,你可以站过去吗?"他顺从地走到阳光下。

就像1993年。杨红波高中毕业第一次去西安,他从火车站出来,决定在广场上留影一张。那个老板让他摆着同一个姿势,照了几十张照片,告诉他可以合成一张全景图。"那个骗子!"他嘀咕了一声。那张照片夹在相册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西安"两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火车站的时钟指向下午2点。夏日午后的阳光正烈,杨红波身后广场上的人几乎都穿着白衬衫。他皱着眉头,皮肤黝黑,瘦小的身子缩在又大又空的黄色T恤里。他22岁。他第一次来到西安。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他盯着镜头的样子,仿佛在对这个城市说,你想怎么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红波和赵云霞为化名)

作者回顾

2009年夏天,我刚从一家杂志社辞职,打算遍游中国,开始我的旅游文学创作之路。我和几个朋友租了一辆桑塔纳,准备从北京出发,沿着内蒙古、陕西、开往边疆。那正是能源最热的年代,煤老板很火,鄂尔多斯和榆林都是有钱人的地盘儿,我觉得自己能见识到一些光怪陆离之事。没想到桑塔纳刚开出呼和浩特,我就撞上了一辆运煤的大卡车,车毁人在。一行人在包头喝了两场酒,打道回京。

我很快放弃了旅游文学,但煤老板仍吸引着我。有个朋友从榆林带回了几个故事,其中一个刚好是煤老板。困困那时还在 GQ 工作,她鼓励我去写下来。那个故事最吸引我们俩的,并不是煤老板本人,而是他曾就读的榆林中学某个高中班。所有那些看起来不显眼的个人命运,都因为煤资源的出现而改变。有人因时而动,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活在自己的世界。往大了说,这是我做记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着迷于每个人在时代里的选择。几个月后,我就去了榆林,这次是飞过去的。

现在六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这个故事,它变得很陌生。抛开啰嗦的写作不论,我那时似乎太着急于寻找戏剧性。我希望写出"时间感",但时间其实是最日常平缓的。报道刊登后,故事的主人公有点生气。我那时坚信事实无错的原则,没太理会。此后我们再无联系——但"时间感"就是这样,我现在很后悔。



via 奇闻录 http://qiwen.lu/30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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