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8日

自作孽不可活


计生干部失去独子后陷恐慌 后悔没生二胎

李建荣和丈夫

(计生干部失去独子后陷恐慌 后悔未生二胎)在李建荣从不轻易打开的柜子里,有两样东西占据了最大的空间:一摞鲜红的奖状和一沓儿子的衣物。

退休前,她是石家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计生委主任。在这个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一家人以她为荣。

然而,就在今年初,这位64岁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对“老无所依”的深深恐惧之中。

“我曾有过另一个孩子的。”老人一手托起眼镜,一手在眼睛上胡乱抹了几下。

时光倒流至1979年4月,怀孕两个多月的她到医院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

“要是生下来,现在不就顶用了?!”李建荣感慨道,“只是那时我别无选择。”

在老同事看来,李建荣的“先进”名至实归。她干活“不要命”,还特别擅长做思想工作,“代表上级的声音”,把政策解释得一清二楚。

“我那时可是信誓旦旦的!”这位前“计生主任”回忆往事,开始不断地提高声音。曾经有很多育龄妇女问她,“家庭结构变成‘4-2-1’怎么办?”“独生子没了怎么办?”

她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上面一定会解决。”

直到今天,她还是念叨着这套说辞。然而,语气间少了坚定,多了哀求。而回复她的声音,也变成了“你都这样了还唱高调?”

“我没法后悔。”这个年过花甲的女人紧紧攥住一块手绢,有些发狠地说,“当时坐这个位子,工作比孩子重要!”

李建荣清晰记得30多年前的情境。大儿子5岁了,她才怀上第二胎。按照“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政策,她顺利拿到了指标。然而,肚子还没见隆起,新号召却来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

“领导亲自来做工作”,本来自觉“合理合法”的李建荣开始动摇了。她的婆婆急得突发心脏病住院,丈夫一到晚上就躲在大门外偷偷落泪。

在经过近一个月的纠结后,这位“先进工作者”还是决定放弃腹中胎儿。为此,她还得强忍着痛苦,说服家里的老人“要理解和感恩国家”。

那是一个“说阴不阴,说晴不晴”的4月早晨,风里还有冬天残留的寒意。李建荣独自跨上自行车,往妇科医院骑去。“车子沉,腿也沉”,这位即将终止自己孩子生命的母亲每前行一步,都在“挣扎”。“简直是蹬着钢圈去的”,她说,“我恨不得变成孙猴子,遁了,到没人的地方生下孩子,再回来”。

到了医院,她希望“队伍越长越好,永远也轮不到她”。但那一刻还是来了。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她痛得数度呕吐。

修养一周后,她便返回岗位。当时也有几个女同事和她的情况相同,但平时尽职尽责的李建荣一句也没劝说过她们。

这一年内,全厂364个育龄妇女,有60人和她一起,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发证的那天,领导对着喇叭,情绪高涨地表扬她们“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和以往的表彰大会不同,现场始终一片静默。

“退休后,我和她们慢慢失去了联络。”李建荣忐忑地表示,“不知道她们的孩子都好不好?”

事实上,在此后的几年间,这位母亲总是做噩梦。梦里,一个小姑娘哭着拉住她的手,反复问她:“娘啊,你为啥不要我?”

10年前,李建荣的独生子李来虎被查出患有神经纤维瘤,开始接受大大小小的手术。为了给儿子治病,已经退休的她学习中医推拿,借钱开了个小诊所,补贴治疗费用。

“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要强的。”李建荣缓缓地回忆道。母亲去世时她只有10岁,此后她“背着弟弟,领着妹妹”,努力读书,成绩一直很优秀。直到参加工作,这个出身贫寒农家、靠国家减免学费才完成中专学业的姑娘,始终坚持认为“命运难不倒我,将来我一定比别人强”。

最初,李建荣在工会文艺队工作。为了开展活动,她学会了五六种乐器,排练节目彻夜不睡。当上计生委主任后,她更加努力了。有一次,她的第3、4、5节腰椎间盘脱出,“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走”,她就趴在床上写报告、拟计划。

“我当时认为自己的工作很神圣。”在李建荣看来,“无论是洞房花烛夜还是儿子第一次叫‘妈妈’”,都比不上她凭借工作获得荣誉的那些瞬间——“站在台上,相机闪光灯晃眼,领导把奖状递到我手里。”

如今,这些“荣誉”占据了家里很大的空间。“这么厚!”李建荣的丈夫李文考伸出双手比划着,足有半米长。“可是,有什么用?”他马上收拢手臂,拧着眉头,质问自己的妻子。

李来虎去世前,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即使娶妻生女,也没有搬离“两室没厅”的老房子。如今,他们住的居民楼被鉴定为“危楼”已经十几年了,老两口和儿媳、孙女依然挤在那里。

今年年初,李来虎的病情迅速恶化。又是一个4月,李建荣再次站在了命运的正对面。“阎王殿里无老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悲叹道,“这一次我还是别无选择。”

因为过度悲伤,李建荣突发中风。那天,120急救车来了两个人,加上丈夫和儿媳,还是无法把她从3楼抬下去。“连个出去求助的人都没有啊!”李建荣说。

还有一次,1000度近视的她弄掉了眼镜。因为什么也看不清,她只能跪在地上到处摸索,“儿子要在,一步就冲过来了”。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带给她的不便越来越多。一个人出门时,她会被台阶绊着,也会迷路,“身边没个人真不行”。

对于一位失去独生儿子刚4个月的母亲来说,忍住眼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近日播出的一期涉及失独父母的电视节目中,作为嘉宾的李建荣失声痛哭。

“那何止是孤独啊?我们老不起,病不起,死不起。”老妇人激动地喊了出来。

谈起李来虎,李建荣如数家珍。“我儿子小时候嘴很甜”、“我儿子在北京念的大学”、“我儿子最爱吃红烧肉”、“我儿子给我买电视剧碟片”……在狭窄的老屋里,堆满了李来虎用过的物品,她一样也不舍得扔。

“你知道我保存他的东西到什么程度?”她瞪大了眼睛说,“月子里穿的衣服还留着!”李建荣每天的“必修课”是看一遍儿子的照片,每次看到他对着镜头,意气风发的模样,“就觉着他还在”。

儿子的影子还保留在孙女的身上。她常凝望着这个刚满10岁的小女孩,“一转身儿,耳朵像他爸,一皱眉头,表情像”。

两位老人还背负着给儿子治病的十多万元外债。有亲戚提出“不用还了”,她不答应,“只要手上有一点钱,马上还债,谁都不容易”。

她努力让自己从阴影里走出来。在诊所里,她对人总是笑脸相迎,而对丧子之痛只字不提。和她同一幢楼里,也住着一位失独母亲,整日把自己锁起来,不愿与人交流。李建荣偶尔便会去安慰她,“唱唱小歌,讲讲幽默”。

在家里,“奶奶奏手风琴,爷爷拉二胡,孙女弹电子琴”,组成一支小乐队,用音乐的方式排遣悲伤。

但正如李建荣所说,“这悲伤永远无法平复”。说起儿子的时候,这位大半辈子好强的女人,眼泪一刻不停。

当被问及如果重新选择一次,她会不会留住第二个孩子时,李建荣只有一个字,“生”。

在李建荣看来,目前情形下,进不进养老院,成了一个问题。进,其他老人的孩子来探望时会“撕裂伤口”。不进,“死在家里怕都没人知道”。她期待着一座专为失独者开办的养老院,“我们这些同类可以彼此安慰”。

“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刚刚过去的7月,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如是说道。

当下,首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步入老年。有专家估算,目前全国至少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7.6万个。

“我们是‘一孩化’的先驱,我相信国家不会不管。”李建荣喃喃地说着。

她摸出随身携带的儿子的手机,贴在眼前仔细翻看。短信草稿箱里,保存着一条儿子没来得及发出的信息。

时间定格在李来虎生命的倒数第二天。他或许是从昏迷中醒过来,努力拿起手机,摁下了几个字:“妈妈,我回家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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