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2日

一个移民者的故事


丝质屏风,悬挂的八角灯笼,白墙上的仕女图,还有热气腾腾的炸酱面,看得出,这家餐馆试图营造老北京的气息。在过去十多年里,这种气氛已日渐消亡,到处是宽阔的马路、玻璃幕墙大楼、闪烁的广告牌,悠长的历史似乎全然消失了,它像是一座新城。

我和他坐在饭桌前聊天。他是这家餐馆的老板。他今年四十岁,毕业于富有盛名的清华大学,和他那一代中很多人一样,天安门事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游行、人潮,坦克与鲜血,让他体验了强烈的激情与幻灭。

当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重新启动经济改革时,他的创造力与能量得到了另一种释放,他成了一名生意人。他从事过进出口贸易,做过电视购物节目,最终因开设连锁茶馆与餐厅而致富。这样的餐厅,他在北京的不同区域还拥有十几家。

他不是那种著名的企业家,却也赢得了足够的金钱,让自己与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他还把多余的精力放在了《易经》与《庄子》上,以寻求精神与智力上的满足。有几年,他沉浸于这种自得——物质富有,还能故作玄妙地引用古老的东方智慧,让周围人侧目相看。某种程度上,他就像过去二十年的时代精神代表,在这个时代,共产党政权与人民达成了合约——不要试图挑战政治权威,给你充分的赚钱与消费的自由。

但今天,他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新人生。他刚从温哥华归来,他明显的消瘦了,皮肤也更黑了,在那边,他无所事事,整天晒太阳,整个人健康、富有活力。他在中心区购买新公寓,考察了几所中学,他的女儿可能在两年后去读书。两年前,他申请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如今常往返于北京与温哥华间。

“相当于买了一份保险,安全与自由就有了保障”,他这样形容移民的决定。过去四、五年来,他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这与他的事业有关,随着生意的越来越壮大,他与官僚机构的碰撞不断增多,工商、检察、消防、甚至街道办事处,都随时有权力干涉你。市场改革最初施放的活力,也重新被官僚机构所吞噬。它也因为财富积累得越多,也越恐惧被剥夺,中国商人们面对官僚时尤其脆弱,过去六十年的历史,充满了政府随意掠夺私人财产的例证。

这种不安全感中,还因为女儿的长大,增添了一种新的成分。在中国亢奋的经济增长数字后,是环境、教育、食品、道德的普遍危机。他害怕自己的女儿无法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呼吸不道德干净的空气,喝不到安全的牛奶,在学校中过早的学会的谎言与虚伪……

“移民首先是为了孩子”,他说。

不过,在这过程里,他却发现自己成了最先的受益者。当他独自生活在温哥华时,发现潜藏多年的个人精神开始觉醒了。长期以来,他为了不知疲倦的工作,忙于应付中国过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沉浸于狭隘的成功感中。而在这个陌生国家,他重获个体自由,他要去周游世界,学习潜水,或许有一天,还能熟练的用英文交谈与阅读,这是一个新的自我。听起来,这像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他一方面要他要摆脱中国的不确定性——它与政治与社会制度相关,同时,他要摆脱一种牢牢的确定性——它是价值观与心理范畴的。

他去温哥华做什么?再开一家北京面馆吗?他还没想好,但他觉得自己比过去更自信了。

他是中国新移民浪潮中的一员。19世纪以来,战乱、革命、饥荒,还有寻求财富,都把中国人吸引到海外。但与之前的历次的移民浪潮不同,这也一次移民者们既不是广东、福建的村民,也不是留学生,而是中国社会知识精英与新富阶层,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中上产阶级。他们离去的中国不仅不再僝弱、深受屈辱,反而处于一个空前富强的时刻,被认定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而他们既是其缔造者,也是受益者。

他们的离去,也正表明中国崛起的另一面。在整个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个体仍倍感脆弱。它能发射宇宙飞船、创造经济奇迹,却不能许诺个人基本的安全。他们用脚对政治制度投了不信任票,连他们这群成功者,都不再有能力来改变政治与社会制度,唯一能做是逃离,保存最后个人的安全与自由。

但或许,这也是这个古老国家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步骤。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像我的朋友一样,重新发现世界与自我,他们则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思想与动力。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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