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8日

中共精英执政——从中兴到末路


由贤达、学者、工商界人士等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一直存在。

中共依靠流氓无产者建政以后,通过各类政治运动将国民同化。“社会主义改造”从工商界人士手中巧取豪夺,剥夺其有产者的地位;反右要求知识分子完全从属于政治,并且必须与当局保持一致;文革则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法治和道德,使全 民处于恐惧之中。当局意识到,这些在野的精英,无论其政治素养和参与能力,还是经济、社会地位,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舆论上都是实在的威 胁。同化他们是社会的损失,与其如此,不如使之成为专制体制的一部分。文革之后,精英执政的体制又逐步建立起来。

精英需要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尊重与肯定。邓小平执政后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干部年轻化,如此种种,大体上是对精英阶层的支持与肯定。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此前的工农、城乡差别等设置,中共专 制制度设置了一个精英通道,其中包括公务员选拔,国企建设与改制,媒体、学校和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的体制内化,以及所谓的民主党派的行政、党内级别设置等,使精英们能够而且只能通过这个通道实现世俗普遍认为的自我价值。

中共“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精英执政”策略,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加入体制的精英足够多,这样才能消解民间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加入体制的精英足够精,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竞争,将精力耗散在竞争当中,并且“愿赌服输”。多和精也同时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首先是精英收益无限摊薄,精英越来越难以在体制内得到充分的价值实现。各地都有公务员叫屈说工资不高,大学教授和各路专家的地位降至笑话的水平,工商界则被各种“原罪论”困扰,当局根本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体制。它的对策就只能是不断加强对体制外的压榨,使体制内外的差距依然强烈存在,以此吸引、稳定并不断扩大这个精英队伍,使每一个进入体制的精英仍然能够找到充分的位置,使进入体制这个通道仍然处于充分的竞争之中。

其次是泛体制化的利益捆绑。泛体制化利出一孔,将进入体制的精英的社会关系纳入到体制之内,将体制外民众的根本利益处于体制的控制之下。这就实现了体制和利益民间的、深度的和主动的捆绑,使精英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等处于全面的体制化之下。社会普遍存在的“拉关系”一类,腐败只不过是一个表象,深层就是利益的体制内运行。

第三个问题是精英队伍越来越门阀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存在,使得现有精英有充分的动力,主动把社会关系也纳入到体制内部,同时建立更加广泛和牢固的体制内关系网络。通过个体竞争进入体制的精英,很难有所作为。精英进入这个体制之后立即被碎片化,因为体制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精英。更何况,所谓精英,其实不过是工具化的区分——谁更支持专制,谁更适应专制。

中共的当前体制就依赖于精英执政。专制没有动力继续进步,恨不得人类都在一夜之间变傻。精英执政将最能适应专制的人区分出来,它们就是维系这个专制制度最为根本的力量。但是专制从来也没有认识到,人类之所以存在,就是对自由的不断追求。精英执政的战略在建成之时,也就埋下了它必然崩溃的种子。

精英的需求更加多样和强烈,他们在社会中分离出来,也使体制外人才、思想、经济环境更加恶化。中国朝代更迭很多以农民起义为形式,与此或有关联。中共专制几乎将这个体制发挥到了极致,依靠的也不过是利益分化与捆绑。这个体制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越是构建得庞大和专精,越难以满足精英队伍的需求,而压榨体制外总会有一个极限。它或者被体制外推翻,或者在体制内分裂。

关于体制内分裂,需要先回到前面提到的精英之“精”。体制越来越庞大,体制内外利益差距越来越强烈,精英的选拔和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但是平均利益的摊薄与精英竞争胜出者越来越高的需求之间,形成了无法填补的鸿沟。不能忽视的 一点是,体制内部的利益争斗,在整体上还处于利益统一的背景之下,是不可依靠的。体制内精英还将看到体制外越来越不堪重负,从而更加担心被体制抛弃或者体 制本身灭亡。所以在内部,无论如何都是维持这个体制的动力大于破坏这个体制的动力,所谓政改,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必然是缘木求鱼。

唯一有效的力量在于体制外部的抗争。专制当局精英执政体制存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通过压榨体制外部来保障体制内的利益,这种压榨也就必然导致抗争。

体制外的抗争在当前呈现出自发的局面。他们受到的压榨越来越强烈,生存越来越艰辛,在矛盾突出的领域和地区,必然会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抗。比如近几年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地区矛盾和行业领域矛盾激化的表现。

在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民众终将意识到,抗争是唯一的出路,抗争的目标不仅是摆脱现有的窘迫,而且是未来更好的民主自由;抗争的对象不仅是近在的生存威胁,而且是远在北京的专制当局本身。

没有任何东西能挽救专制。

来源:纵览中国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  作者:星河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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