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1日

中国社会矛盾变得不可测

中国的社会矛盾正在积累,但是否严重到足以引发全局性动乱?在昨天论坛上,有学者看法保留,也有专家强调:不论乐观或悲观判断都没有根据,不可预测性才是中国当前的现实。

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傅华伶指出,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应该着急,但也不用太着急”。

他提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在增多、规模在扩大,组织化程度提高,政府也往往以群众对立面的形象出现。此外,近期的群体性事件还呈现民众要求组织化权力,暴力越来越普遍的新特征。

他举例,像大连反PX厂“集体散步”,群众不仅仅要求取消项目,还要求知情权及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利。这种情况并不限于城市中产阶级,广东乌坎村民上访,除了讨回土地,也要求选举权;广东工人争工资与福利,最近更强烈提出要求集体谈判的权利。这都意味着基层民众要求自行组织的权利,已提上议事日程。

群体性事件中打砸抢的现象增多,也说明社会不满已累积到非常极端程度,可以很快演变成暴力冲突。不过傅华伶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管理措施依然很有效用,所以也“不用太着急”。倒是由政法委、维稳办等党直接控制的机构来维稳,法律陷入被边缘化的危机。

一直坚持社会稳定前景不能预测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则提出,由于信息传媒发达,群体性事件比过去更容易为人所知,但真实情况未必那么严重。1949年以来,中国也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三年饥荒期间有上万人围攻县城,只不过过去官方捂得严严实实的,大家都不知道。

他也直言,由于社会进步,中国人对恶劣现象的容忍度已较原来下降。一些原来并不被民众当回事的问题如孕妇遭强制引产,今天引起轩然大波,说明中国人越来越感到这些恶劣现象不能被接受。

然而,仅仅由于社会下层不满累积,还不至引发严重动荡。秦晖指出:“现代政府镇压手段比过去大得多,现在再也不是农民起义时代。中国不管怎么说都比伊拉克、朝鲜好得多,而朝鲜就很稳定。”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因素和整个社会动荡之间,如果要产生因果关系,一定是有上层政治的因素。而这是真正不可预测的。”

他还看到,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公然冲突;山东地方政府胡作非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遭遇成为国际丑闻,中央政府几年来不处理又不解释,任人唾面自干,这些都是过去不曾出现的“怪现象”。

而这种上层政治的不稳定一旦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其结果就完全不可预测。不可预测性,也正是专制政体的特点。

秦晖对外界喜欢分析中国“宫廷政治”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薄熙来与王立军尚且可以说翻脸就翻脸,可见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就不能排除。

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则看到社会存在很多戾气,人们爱反抗,但不爱自由;在纯粹为反对而反对时,大家都表现得很有正义感,但涉及到他人权益时,正义感又表现不出来。他分析,中国正处在政府与人民相互塑造影响的阶段,在“从朝鲜走向美国的半路上”,他希望官民的互动向好的方面发展。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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