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7日

1984天朝版

词典有什么理由拒绝收录“剩男”“剩女”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给力”、“雷人”等网络热词,但“剩男”“剩女”等词因不够尊重人未被收录,同性恋者使用的“同志”一词也未被收录,修订方是出于价值观判断,不想去提倡聚焦这些。词典本应只是记录社会变迁的字词收录工具,但却偏要以打码装纯的模样示人,试图通过美化社会来麻痹读者。 

第一版的《新华字典》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出版的,是第一部用白话注释和举例的小型汉语语文辞书,也是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在这部字典里,可以看到许多急于和旧社会切割心态下解释的词语。这种新旧的切割有利于撇清关系,消解人们心中的恋旧情节引起的不妥。

婊:婊子,旧社会通称娼妓。婢:旧社会被压迫供人役使的女子。妓:妓女,旧社会里被迫卖淫的女人。淋病:一种性病,病原体是淋病球菌,病人尿道红肿溃烂,重的尿里夹带着脓血,这种病多由直接传染而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贞操,旧社会特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甚至连“嫁”“娶”等词汇,也都是指旧时女子或者男子结婚。

《新华字典》1971年的修订,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文革”的痕迹。关键词是阶级二字。剥削阶级的产物,类似的语句时刻地提醒着:这是一个斗争的年代,而且是没有盟友的斗争。社会主义盟友不再明显,美帝也不怎么被提起,最响亮的还是那两个字——阶级,格外的扎眼。这一版中,在阶级斗争一词的解释中多了“社会主义建立之后仍将存在阶级斗争”的说法,开始预备试图为“文革”正名。

强化阶级的属性可以从“妓女”的变化看到——婊子:旧指妓女,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娼:妓女,是剥削制度的产物。而且相比之前最近修订的1965年的版本,1971年版本进行了许多删除。比如:案:1965 版:④古时候端饭用的木盘.举~齐眉(喻夫妇互相敬爱)(4 页),1971 版删“举~齐眉(喻夫妇互相敬爱)”(4 页)。艾:1965 版:③漂亮,美:少~(年轻漂亮的人)(2页)1971 版全删(2 页)。爱:1965 版:①喜欢,对人或事物有好感:~祖国.~人民.~劳动.②好感,深切的关怀,亲切的情谊:母~.③爱情,男女之间的感情。④喜欢的:~女.割(舍去)~.⑤容易:这种布~坏.铁~生锈.他~生病(2 页)。1971 版:爱:①喜爱,对人或事物有深挚的感情。在阶级社会中爱是有阶级性的:拥军爱民,~祖国.~人民.~劳动.阶级友~.②喜好:~游泳.~干净.③容易:铁~生锈.(2 页)

在1992年修订的《新华字典》里,许多字词又在逐渐恢复最起初的意思,道德审查的尺度似乎在放宽。比如,对“婊”字的解释,婊:对妓女的蔑称。而且在之前版本对“春”字的解释上,又添加了春:指男女情欲:春情,春心。而原来的解释是,春:春季,四季的第一季,并没有“男女情欲”的解释。 

周总理直接负责1971版的修订工作,提出的要求是“小改应急需”。这时,大学停课了,中小学校还在继续,没有字典,将严重影响语文课的教学。几位71版编撰者总结当年的修订经验:言多必失,能用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意思,就尽量不要再新增另一个相近的词,尽量缩小表达和思想的界限,以减少口误、涉嫌隐射、被人攻击的几率。

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革命性不强,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例词“利人利己”,不符合时代精神,改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例词“背着太阳”,有隐射毛主席之嫌,改为“向着太阳”;甚至有人要宣判“茹毛饮血”为反动成语,因为“茹”是吃的意思,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吃毛”。意见最终到了周总理那里,看到把“背着太阳”改成了“向着太阳”,周总理说了句,“神经过敏!”(金欣欣《周恩来总理与<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

在当年文字狱盛行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修订者都不敢擅自举例解释,因为随时都有可能招来灾祸。比如“死不承认”。在60 年代初提倡的大庆精神,有一个“三老作风”:“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现在《新华字典》举例“死不承认”,这不是和大庆精神对着干吗? 再说“累死了”。1969年,全国才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最新指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新华字典》居然举例是“累死了”,那简直就是自找麻烦。

直至到了80年代,字典才开始试着回归常识。“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个人崇拜与意识形态批判是题中应有之意,是无需讨论的,”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副主任程荣说,“自此我们编的不再是本政治字典”。许多行为与现象也取消了“主义”的界限,比如,妓女、嫖客、佣金、掮客、典当、抛售、出租等。

有些词语的意思更是几经变更,比如“倾销”一词,1979年以前的释义均为,“大资本家为了垄断市场,把商品减价大量出售”。1992年改为,“指把商品减价大量出售”。那一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确立,很多此前与资本有关的词汇开始松绑。直到2004年在经济学专家的建议下,重拟了释义,“一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大量抛售商品的不正当竞争手段”。“因为倾销不只是简单地把商品减价出售,”程荣说,“词条释义必须科学精准,同时也要让一般读者看得懂”。

20世纪40年代对“美国”起初的描述是“北美洲的大共和国”,到50年代就变成了“少数金融寡头专政的法西斯国家”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魁首”,“苏联”在字典里也同样经历过山车式的变化:从50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国家”,到后来因为中苏关系交恶变成仅是白描“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到最后出现再出版的的字典不收录苏联这个词。

牛津大学出版社词典部门的负责人R ?W ? 查普曼先生曾如此描述:词典编幕者的职责是根据收集到的例证记录词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不是从道德角度对它们的使用表示赞同或反对;在社会、政治以及宗教态度等问题上, 词典不得强求人们划一。言下之意即是:词典编纂者决无评判词语在当前流行的用法是否正当或者是否得体的任务。词典编者必须客观记录人们的言谈,而不能把他认为人们可能会如何彬彬有礼的说话载入词典。

正如无法区分其他诸如(Dutch courage酒后之勇,一时的虚勇)字面意义为:荷兰人的勇气;(French leave不告而别) 字面意义为:法国式离去;(Punic faith背信弃义) 字面意义为:迎太基人的信义;(a nation of shopkeeper店小二之国,指英国。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一个短语是否粗鲁伤人,而在于它是否通用。去对语言取一种专制态度,枪毙所有我们不赞同的词语是不可取的,并不是词典在维持那些被人指责的词义的生命,不幸的是这些词义本身并未濒临死亡。

1969年,一位塞尔福德犹太生意人卷入了辩论。他声称“Je w”的释义“带侮辱性,是骂人话,反映了对犹太民族的一种令人遗憾的态度”。为了进一步施加压力,他还把信件复本向全国性的大报公布。他还写信给政治家、教会负责人(包括犹太教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警察局长、以及其他宗教团体和国家机关。

这位塞尔福德生意人在1972年对克兰雷登出版社起诉并自己出庭打官司。他声称“Je w”的第二个释义是“贬抑的,诽谤的和可悲的”。1973年他在高等法院败诉。法官戈夫先生认为,在法律上原告没有站得住脚的起诉原因,因为他无法如英国法律所规定的那样证明词典条目里的触犯性文字“是针对他本人的,或者可能被他人理解为是针对他本人的”。(R.W.伯奇菲尔德《词典与政治的纷争》)

“四人帮”在这方面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不胜枚举。

奥维尔的作品《一九八四》也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

义和团在字典里的解释曾是:“1899——1900年我国北方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没有统一的组织,最先发生在山东省,后扩展到华北、东北各省,京津一带声势尤为浩大,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凶焰。后为八国联军、清军镇压而失败。”

所以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许多人就会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国民党”,就会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可能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就已经有了简单不容质疑的结论。

语言构建了人们的所有经验,而词典为其使用者构建了一个清晰但却不完整的世界。词典编纂者通过词典,用语言构建了想要构建的人类经验,只有在使用者共同使用“词典”的情况下,才能完成一种共晓的交流。

让异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第673页。

来源:网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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