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7日

许知远: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最不幸的一代


第三排的短发女生说:“我二十一岁,为什么活得却像是四十一岁?每天都被很多压力裹着,论文、GRE、考研、找工作……”因为情绪激动,她的语速急促,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胸中的郁结释放出来,她的单薄身躯承受不住了。

这是北京大学的一堂讲座课,我是这堂课的讲演者,台下是新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他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大多出生在一九八七年前后,在九十年代后期度过青春期。这二十年经济扩张、物质丰裕、资讯发达、中国日渐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死亡的二十年。

我们曾本能的相信,这种环境将孕育出更独立、更自由、对世界了解更宽阔的一代人,而他们将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新阶段。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这堂课程像是这一代人困境的某种缩影。在讲课环节时,我发现他们对世界所知甚少,十五年前我读书时被认定为必须知道的人类历史和重要人物,他们几乎都很陌生。

而在交流环节时,他们都抑制不住的表达自己的受挫感,他们感觉到社会的巨大压力,不相信个人的意志与力量,感到自己一直在遵循别人的要求而生活。诗歌、爱情、理想主义,这些青春必要的元素,在他们的生活普遍性的缺席。

接触的时间短暂,或许我的观察不可避免的带有偏见。两天后,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关于义乌工商学院的“超级毕业生”的报道。这所学校的副院长是个狂热学生创业支持者,学生最普遍的创业方式是在淘宝网上开办自己的小店,他们中最成功的一位叫杨甫刚,他二十四岁,刚毕业不久,却已月收入四万元,还僱用六位员工,其中一位还来自名校武汉大学。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此刻,他是这所默默无闻的学院的奇迹和希望。如今,这所学院正变成一所淘宝创业家的乐园,宿舍里堆满了纸盒子、接不完的电话,年轻人大部分时光都消耗在网上——他们是一群网络世界的小商小贩。副院长贾少华则对记者说:“延续培养精英的老思想,那是误人子弟。”

北京大学和义乌工商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极端,却陷入同样的困境——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彻底缺失了。大学失去了独立性,不仅屈服于学业压力,也臣服在社会生存压力之下。而年轻人,这些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未来的新血液,一方面缺乏灵魂上与知识上的引导者,缺乏保护和鼓励,另一方面被提前推入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中,被挤压和驯服,用自己的青春热情和创造力来交换生存哲学。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我理解那个北大女生的感慨。即使在中国最知名的学府,教育理念也很少被提及。这所大学担负着盛名,却早已交出了原则和信念。日趋严重的教育产业化正扼杀掉它的生命力。它本应是中国最精英的大学,为这个国家提供最杰出的头脑、最富批评性的观念、最具理想主义的青年。但它对于这一使命,视而不见。那些费尽心机考入这所大学的青年,在短暂的虚荣心被满足之后,发现了无穷的失落。

他们渴望在这里被启发,被引导,被激发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东西,并寻找到自己最想走的道路。当这一切都没有时,他就只能成为流行观念的俘虏。他要成为别人希望的自己,他要和很多同龄人在同样的社会标准进行同样的竞争,于是竞争就变得残酷无比,他越发迷失了自己。

我也理解贾少华的感慨和杨甫刚的选择。是啊,这样一所学院,既没有传统也没有现实的师资和学生的竞争力,它唯一的优势在于它背靠这个出名的义乌——全球小商品的集散地。与其让学生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四年、或者学习那样僵死的知识,不如让他们及早进入社会。但很显然,贾少华误解了“精英教育”。今天的中国大学教育僵化、刻板、陈旧,不是精英教育。而他提供的解决之道,或许不再刻板、陈旧,却只是一种带有新的毒性的解药。他使教育彻底庸俗化,事实上,他的方法没给学生带来任何新的价值,学生们只是提前变成了小商贩。他们的成功也是如此脆弱,就像《南方周末》的记者潘晓凌总结的:“最低的运营成本、最充裕的时间,再加上青春无敌的精力,这些全天粘在电脑前的超级学生们拥有难以复制的竞争力。”但是,义乌已有太多这样的勤奋小商人,或许他们的很多父母都是如此,那么这所学院的存在还有何价值,另一座有个学院名字的批发市场吗?

在某种意义上,二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或许是最不幸的一代。他们生活在物质、资讯过分丰沛、精神与价值却如此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技术手段不断革新的年代,目的和意义却消失了的年代。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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